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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9 年，乾隆皇帝命将军兆惠、富德统兵平定大小和卓，实控新疆。
至此，大清三代帝王通过平定准噶尔，得到蒙疆藏地区，国土面积几乎翻了一倍，达到三百年来中国王朝最鼎盛的时期。
在财政方面，顺治时期每年钱粮收入 1495.9 万两，支出 1573.4 万两，基本是入不敷出的状态。而到了乾隆年间，大清每年的钱粮收入 4359 万两，支出 3177 万两，盈余达到 1200 万两左右。
也就是说，乾隆朝不缺钱花。
在国际影响力方面，中亚的巴达克山、爱乌罕、浩罕、哈萨克三部（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）都主动归附大清，成为大清的藩属国，每次朝贡时都要行三跪九叩大礼。
大清也赏赐其首领人物顶戴花翎，并提供宗主国应尽的保护义务。
这是自元朝以后，传统的中国内陆王朝，再一次将国际影响力延申到中亚地区，重演了张骞出西域、班超万里封侯的故事。
如果不考虑大清统治集团的民族属性，乾隆朝绝对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，最辉煌璀璨的时期之一。
但我们都知道，辉煌过后便是灰暗。
乾隆收复新疆以后，不到百年时间，大清便迎来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起义、汉人力量崛起等颠覆性事件，大清从巅峰滑落到谷底。
转折如此猛烈，除了陆权俄国和海权英法的侵略以外，其实我们可以梳理大清的内部问题，来发现一些端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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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数量是大清的核心问题，一切都要从这里开始说起。
1794 年（乾隆 59 年），大清人口达到 3.1 亿，到了 1850 年（道光 30 年）更是突破 4 亿，大清成为人口最多的中国王朝。
随着人口暴涨，大清必然要面临人多地少的局面，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量，或者为了生存下去，占人口多数的汉人，必然要向边疆地区移民。
其中一个移民方向是东北。
东北是大清的龙兴之地，自从入关以来，便不允许汉人进入东北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都一再重申禁令，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——
其一是清空东北，做为满洲贵族的自留地，如果在关内混不下去了，他们随时可以卷铺盖跑回东北。
其二是东北有人参、貂皮等奢侈品，不允许汉人进入东北，大清朝廷便可以垄断这些奢侈品，赚取丰厚的利润。
在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条件下，大清入关后的一百多年，东北始终是人少地多的蛮荒状态。
但关内汉人的人口暴涨，改变了这样的格局。
华北汉人不断闯关进入东北，紧接着便是开垦土地、建造房屋、重塑社会关系。
到乾隆末年，东北的汉人移民已经达到一百多万，他们和留在东北的满人混居在一起，凭借人口优势，逐渐同化了东北的满人，以至于黑龙江以南，几乎所有满人都能说一些汉语。
而那些头脑精明的汉人，移民东北以后，很快就发现了人参、貂皮中隐藏的商机，于是偷采偷猎蔚然成风，用不了多少年便发家致富，随后又凭借经济实力，和东北满人军官、汉人地主勾结在一起，共同形成新的东北统治阶层。
可以说，大量汉人农民同化了底层满人，汉人地主和商人同化了高层满人，这意味着东北不再是满洲贵族的自留地，他们的退路被切断了。
20 世纪初，镶黄旗的张榕响应辛亥革命，摄政王载沣和溥仪没有退居东北，以及张作霖凭借东北问鼎中原，源头都出在这里。
另一个移民方向是蒙古。
乾隆末年，蒙古人口将近 350 万，其中 70 万在外蒙古，260 万在赤峰、察哈尔、热河等内蒙古地区，而且大清历代皇帝在蒙古推广黄教，原本都是草原的蒙古，竟然建起近两千座寺庙，一半的蒙古男性出家做了喇嘛。
这两个数据结合在一起，就说明黄教寺庙是蒙古的人口高地。
随着汉地人口暴涨，汉人农民开始违反禁令越过长城，到蒙古开荒谋生，他们选择的开荒地点，往往是已经有人口定居的寺庙附近。
为了服务蒙古喇嘛和汉人农民，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，很多晋商带着货物进入蒙古，在寺庙附近和喇嘛、农民们做交易。
于是在几十年间，黄教寺庙周围便发展起蒙古喇嘛、汉人农民、汉族商人定居的城镇。
自古以来，汉人王朝难以驯服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，根本原因在于，游牧部族的流动性很强，不可能设立流官政府，只能派出大军一遍一遍的扫荡。
但蒙古的城镇发展起来以后，用汉人王朝的方式治理蒙古，便是顺理成章的事，这为民国设立察哈尔省、热河省、绥远省埋下伏笔。
不过由于外蒙古离汉地较远，汉人移民不多，没有重塑外蒙古的社会生态，所以外蒙古的离心力较强，大清的控制力衰弱以后，在俄国的煽动下，便出现了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的诉求。
这是大清中期就埋下的隐患。
而失去东北自留地、蒙古盟友被同化，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果 ——
大清统治中国的基本盘弱化，只能和新一代汉人精英结盟，维系脆弱的统治。
3
汉人精英崛起，也和乾隆有极其深远的关系。
乾隆晚年精力不济，便提拔和珅做皇权的代理人，军政事务都要通过和珅处理，这样一来，和珅成为乾隆的化身，不仅在朝堂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还在各地安插了大量的私人党羽。
就像严嵩能给嘉靖遮风挡雨一样，和珅也能给乾隆遮风挡雨。
但和珅做为皇权的代理人，只能代理垂垂老矣的乾隆的皇权，不能代理春秋鼎盛的嘉庆的皇权，即便嘉庆要找代理人，也是从亲信里选拔。
于是在乾隆驾崩以后，和珅就被嘉庆赐自尽，并抄家灭族，和珅提拔的嫡系官员，也被撤换调任，例如总督级的地方大员，一年内就被撤换了六个。
朝堂的老油条们都能看出来，这是嘉庆在清洗乾隆朝的旧势力，那么下一步，自然是培植嘉庆朝的新势力了。
广东巡抚朱珪做过嘉庆的师傅，乾隆驾崩后，嘉庆立即调朱珪进京，陆续升迁为太子少保、吏部尚书、体仁阁大学士，嘉庆初年的军政事务无不参与。
董诰是浙江杭州人，年轻时高中探花，乾隆晚年就做到军机大臣。虽然位极人臣，但董诰不是和珅党羽，所以乾隆驾崩后，董诰在军机大臣之外，又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、太子太师、世袭骑都尉等官爵。
进士出身的江苏人吴熊光，曾被和珅贬斥过，乾隆驾崩和珅自尽后，吴熊光很快被提拔为湖广总督，同样被和珅贬斥的高书麟，也坐火箭似的升为云贵总督。
总之，嘉庆初年的用人原则是以和珅为红线，凡是和珅重用的官员，嘉庆都要排斥，凡是和珅贬斥的官员，嘉庆都要重用。
这些嘉庆重用的大臣们，也会提拔自己的嫡系人马，例如河道总督王秉韬、安徽巡抚荆道乾、浙江巡抚阮元都是朱珪推荐的，日后出任江苏巡抚、两广总督的蒋攸铦是朱珪等大佬推荐、嘉庆亲自任命的。
从名字就能看出来，这些都是科举出身的汉人文臣，蒋攸铦倒是旗人，不过隶属于汉军镶红旗，在感情上和科举汉人文臣更近一些。
这次大规模的官员调动，意味着以和珅之死为契机，科举汉人文官在嘉庆朝崭露头角，在满蒙贵族统治的大清，拥有了一定的军政话语权。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登上高位的汉人文臣提拔汉人精英，便成为大清的一项潜规则。
后来蒋攸铦升任体仁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，主持会试时选拔了龚自珍和魏源，在宣南诗社结交了林则徐，也提拔了湖南籍的陶澍，陶澍的思想理念和地域观念，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。
数十年后，这批人都成为晚清名臣，引导了中国的巨大变革。
而曾国藩亲手打造的湘军，直接造成了近代湖南的崛起，也为湖湘子弟缔造新中国奠定基础。
可以说，中国两百年来的重大变化，都和乾隆、嘉庆换届时的人事调动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不过换届时调整人事，只是科举汉人文臣崛起的起点，要想主导历史的进程，离不开太平天国提供的机遇。
4
太平天国起事，同样是人口暴涨的产物。
乾隆末年，中原汉人除了向东北、蒙古移民以外，还大量向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广东等南疆地区移民。
大量中原汉人移民南疆，必然要和本地土人争夺土地、水源、矿山等资源，于是在广大的南疆地区，土客矛盾越演越烈，尤其是最南端的广西，土人和客人经常发生大规模械斗，死几百人是常事。
这些客家人在械斗的过程中，逐渐形成了客家人的共同记忆，并初步锻炼出攻城和野战等军事能力，最终形成半军事化的社会生态。
此时的大清如日中天，为什么不管呢？
答案是管不了。
早在嘉庆赐死和珅以后，朝野便形成一种共识，那就是糟蹋大清的恶人已经死了，以后不必再大动干戈了，大家守静笃，照章办事即可。
从表面来看，这种共识是大清新势力保护既得利益的方式，但在更深的层面上，其实是大清在历史周期律的作用下，丧失了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，整个国家都变得暮气沉沉，求稳惧变。
到了道光年间，武英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曹振镛的影响力极大，此人奉行 “多磕头少说话”，除了勤奋清廉以外，其实没有改革弊政的能力。
曹振镛经常建议道光，对于大臣们提出的问题，轻轻揭过就行，不必深究，但为了显示皇帝励精图治，还必须严惩一些不重要的人和事。
这种理政方式，其实就是混日子。
随着嘉庆、道光两朝的风气日益固化，大清朝廷出现了人浮于事的疲软环境，根本没人有兴趣解决重大问题，只想混过去，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。
这种风气传导到地方，便是广西的府县官员不愿意惹事上身，面对土客械斗的血腥场面，采取了 “不介入” 的态度，任由广西的民间战争肆意发展。
到了道光末年，广西农村已经是半独立地区，几乎脱离了大清地方政府的直接控制。
太平天国，就是这些半独立的广西农村里燃起的野火。
而东南地区的弊政，成为广西野火炽烈燃烧的干柴。
自从宋朝以来，长三角的苏州、松江一带便是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，也是出产粮食最多的地方，明朝迁都北京以后，做为京杭大运河附近的富庶地区，苏州、松江一带就承担了最多的漕粮份额，运到北京供朝廷分配。
嘉庆、道光年间，每年征收的漕粮数额是 520 万石，苏州和松江就要承担 170 万石，常州、镇江、湖州的漕粮份额，加起来也将近百万石。
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从富庶地区提取财富，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，但也不可否认，200 多万石的漕粮确实是很重的负担。
一旦遇到水旱天灾，江苏都要请求朝廷减免漕粮份额，避免激起民变。
但问题是，天灾可避，人祸难逃。
从乾隆末年开始，大清的财政就每况愈下。先是乾隆晚年成了花钱小能手，经常耗费几十万两白银来建行宫、修寺庙、纵情享乐，和珅为了满足乾隆的经济需求，就指派党羽们在各地捞钱。
各地的官员们自然不可能自掏腰包，这笔钱，最终还是落在广大农民的身上。
后来和珅倒了，官员捞钱的习惯却延续下来。
在熵增定律的作用下，大清地方官员从乾隆末年的有序捞钱，逐渐演变成嘉庆、道光年间的无序捞钱。他们不仅在正税之外摊派苛捐杂税，向老百姓要钱，还贪污腐败，向国库伸手要钱。
这样一来，必然造成国库和地方府库亏空，而为了补亏空，地方官员们只能增加苛捐杂税，加码加价的向老百姓要钱。
结果就是，老百姓每年要交的钱，往往是大清法律规定数量的几倍。
苏松一带的人们，原本就有沉重的漕粮负担，再加上无止尽的苛捐杂税，导致民间怨气很重。
1840 年代，他们发起过一次抗税运动，虽然意料之中的失败了，但是对现实的不满，必然导致他们欢迎能改变这一切的人和事。
所以当广西土客矛盾激起的太平军转战东南以后，东南相当大一部分的人，立即和太平军合流，成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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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在国际方面的变化，也能在乾隆末年找到影子。
1793 年 9 月，英国使者马嘎尔尼到承德避暑山庄拜见乾隆，并递交了国书，要求大清和英国签订条约，主要条款有六项：
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、宁波、天津等处经营商业。
根据俄国的例子，允许英国在北京设立洋行买卖货物。
在珠山划一个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。
在广州得到同样的权力，并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往来。
凡是澳门运到广州的英国货物，给与免税优惠。
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规定的税率交税，不额外征税。
仔细看看这些条款，除了第六项是正常商业请求以外，其他几项都是宗主国对殖民地提的要求。
例如给英国一个珠山小岛，和《南京条约》割让香港有什么区别？俄国在北京设立洋行，英国就提出同样的要求，这和 “利益均沾” 有什么区别？允许英国人自由往来，这和国门大开有什么区别？
这样一份条约，乾隆要是签下来，那才是见鬼了。
英国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也意味着掠夺全世界两百多年的欧洲海权国家，已经盯上了中国这块 “处女地”，廉价劳动力、庞大的市场、落后的武器装备，无不让这些欧洲海权国家垂涎。
再过五十年，英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没得到的东西，通过《南京条约》都得到了，从此以后，中国沦为东亚病夫，欧洲国家眼中的肥肉。
在西北方向，大清收复了新疆，中亚各国成为大清的藩属国，一心想打到印度洋的俄国并不甘心，大清和俄国这两个陆权国家，必然还要再较量一番。
新疆北部地区是蒙古草原的延续，大清的控制力还不错，但新疆南部是伊斯兰教的大本营，感情上和中亚的伊斯兰教国家更亲近，不论实际控制还是意识形态，大清在新疆南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。
这就是俄国挑事的基础。
所以在乾隆收复新疆的百年后，俄国和英国共同支持的阿古柏，建立起洪福汗国，基本盘就是喀什、和田、英吉沙、阿克苏等南疆城市。
这段历史背景，给左宗棠收复新疆、建功立业埋下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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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近代史的标志性事件的鸦片战争，但我们梳理了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，就知道在鸦片战争以前，大清已是千疮百孔。
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。
而在鸦片战争以后，这些发迹于乾隆末年的各种问题，最终交织在一起，形成错综复杂的晚清乱象。
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，是从广东传过去的基督教义，这种意识形态强化了土客械斗培育出来的太平军人，却也将其他潜在盟友排除在外。
所以读儒家经典的东南人士，很难和太平天国真正融为一体，当科举汉人文臣曾国藩、李鸿章包抄南京时，他们又抛弃了太平天国，回归高举儒家大旗的大清怀抱。
太平天国失败了，但这场横扫南中国的战争，彻底扯下大清的遮羞布，证明了满蒙结盟的大清是脆弱的，只有和汉人上层精英结盟，才能延续政权的生命。
于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以后，曾国藩解散了湘军，李鸿章的淮军成为大清的主要武装力量，这意味着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为代表的汉人精英，凭借军功正式成为满洲贵族的政治盟友，在恢复宋明文官地位的路上越走越远。
而欧洲列国的到来，一方面给淮军武装了来复枪和野战炮，让大清的武装力量率先进入半工业化，可以对依然处于小农经济的省份进行降维打击。
另一方面，欧洲给大清送来西式管理体制，例如赫德管理的海关，每年就能上缴 1200 万两白银，让大清快速度过战后恢复期，年度税收很快达到 6000 万两。
拿了欧洲的枪炮和白银，大清便从雄踞东亚的霸主，转型成对内镇压人民群众、对外奉承欧洲列国的代理人政权，中国也就成了半殖民地。
这就是晚清纷繁复杂的事件背后，潜藏着的历史脉络。
读历史不能只关注某个人或事，必须不断向上溯源，并以此为基础向下推导，才能对历史的进程构建完整认知。
因为苍茫大野中，隐藏着星星之火。
当这些星星之火汇聚在一起时，便是无人可抵挡的冲天烈焰，它会焚烧旧时代的冗余，灰烬里也会出现新时代的萌芽。
来源：温伯陵 微信号：wenboling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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