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2 4月 2023

失落的深二代:我跟多数深漂一样,躺也躺不平,卷也卷不动

 


“像我这种普通深二代,真的就是脚踏实地打工的, 和外地来的年轻人一样,躺也躺不平,卷也卷不动。”

深二代朱铭新 25 岁,在南山做建筑设计类工作,近些年来这行不太景气,他不满意这份工作的收入空间,但没有想到更好的机会,“不太愿意冒险,是深二代的通病”。

他租在南山的一个城中村里。住家里的话,他算过,通勤单程要花 1 小时 40 分钟。朱铭新家在深圳有一套自住房,父母也想给他再买一套房子,不过有心无力。

朱铭新的上一段恋情,终结于 2022 年。 前女友承受不了深圳的工作强度,辞职回了老家,两人的异地恋没能坚持下去。

这是几个普通深二代的生活经历。几个人中,出生于 98 年的朱铭新年龄最小,出生于 86 年的郑捷最大。他们的成长经历、 时代机遇、原生家庭,乃至家庭的财富积累各不相同,这也造就了他们对于深圳这个出生地,迥异而复杂的感情。

离不开的深圳

深二代王嘉平目前的压力,集中在职业机会上。

从 2018 年大专毕业到现在,王嘉平求职一直磕磕绊绊。最近一年多,他一直在找工作,其间遭遇足以在社交平台上发一篇 “我的奇葩求职经历”。

“我一个大学同学跟我说过,深圳这个城市是给有机会的人的,但是我们这种不算”。

王嘉平觉得深圳节奏越来越快,职场竞争越来越卷。某些中小型公司面试官对深二代的刻板印象,诸如 “你们深二代,还需要出来工作吗”,也令他求职难上加难。

王嘉平还有份副业 —— 自媒体博主,从 2019 年到现在,他独自运营两个账号,做过旅游博主、探店博主、摄影博主。其中粉丝最多的平台是小红书,有接近 1000 人关注他的账号。

做博主,是王嘉平大学毕业前的梦想,“不说百万粉丝,几十万肯定是想的,真正做了之后,才发现太难了”。自媒体探索不见起色,是他挫败感的另一重源头。

毕业后的种种际遇,令 王嘉平对深圳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,“有时候 很羡慕外地来的年轻人”,他说。

“他们有老家,随时随地都可以走,家不在这里,父母不在这里,没有牵挂。但是我们本地的就真的没有办法,一切都在这儿,想走真的走不了”。“老家” 在 王嘉平这里,意味着 “民风淳朴、安逸,生活足以温饱的地方”。

在我接触的几个深二代中,除了 37 岁的郑捷,其他几位 90 后都表达过对外地年轻人的羡慕,但没有人愿意离开深圳。

对几位年轻人来说,“老家” 更像是一个带有传统社会温度的浪漫化憧憬,而并非现实世界里的某个具体城镇。他们并不关注,外地年轻人眼里的 “老家”,是否意味着原生家庭的创伤、相对匮乏的机遇、掺杂着人情的生存规则、闭塞保守的社会环境。

——“很多人离开老家,也一样回不去了”,我说。

——“主要是深二代的起点比别人高”, 王嘉平说。

——“所以,向下很难是吧”,我问他。

——“是的”。

深二代刘小禹 更为直接地向我解释了这一点,“你说我们的工作能力有多优秀,也没有多优秀,去其他内陆城市,我们不一定有那样的竞争力。深圳对我们来说,算是机会最多的地方了”。

“离开深圳,能去哪里呢”,我接触的几个深二代,几乎都问过这个问题。他们同龄的深二代中,也有离开深圳的人,那些人要么出国,要么去香港,也有少数去了上海、广州,都不是 “向下” 的路径。

有些时候,朱铭新也会羡慕前女友的选择。不过他还是更愿意留在深圳,“父母拼死拼活留在深圳,我不可能再跑回老家”。

上一段感情结束后, 朱铭新体悟良多。比如将来找女朋友的话,对方要有定居深圳的打算,否则他也不想开始一段感情。他也理解了别人常说的漂泊感,“女孩子从外地来到深圳,是没有家的。”

买不买房这件事,朱铭新也跟结婚挂了钩。“如果我一个人,我没想过给自己买房,压力太大了。如果将来对象想在深圳有个家,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,大部分我来承担,但不能全部由我来承担。”

“深圳这个地方,没有归属感,节奏很快,非常压抑,根本留不住的感觉,这可能跟我的原生家庭有一定关系。” 29 岁的方明,在深圳出生长大,对这座城市却是另一番感受。

父母感情不和,对子女也苛刻,方明 19 岁离开学校,工作前几年一直在服务业兜兜转转,“刚工作时,工资负担自己都够呛,爸妈要求我赚钱回馈家里,吃饭买菜你要承担,家里盖房子要承担,我有能力也行,没能力的情况下,他们还要拿责任绑架你”。

几年前,方明有能力自立后,便从家里搬了出来,算是跟父母断了联系。他还有个姐姐,早已跟父母决裂。

工作这些年,方明也谈过恋爱,但都无疾而终,“我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非常强烈,如果背后有支撑,我的安全感应该不会这么低。也许是我心不够稳吧,每段感情都没法长久”。

方明打算不买房、不结婚、不生子。“靠自己实现这些,很难。不说别的,你的伴侣能不能接受你的家庭呢?”

深圳给不了方明归属感,但他也不愿意离开这里,“去别的城市,大家都是嘴上说说,在深圳找不到工作,去其他地方更找不到了。”

“生于中产家庭 ,压力一样不少”

2014 年刘小禹大学毕业时,父母掏空积蓄,又跟亲戚朋友借了 60 多万,买下了第三套房产。

新房房产证上写的是刘小禹的名字。 叔叔听说后,揶揄了一句” 留财产给女儿干嘛,都是要嫁人的,还不是白给别人家 “。

房子买完没多久,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刘小禹后来才知道,母亲察觉到父亲出轨,清楚婚姻已走到末路,以绝食要挟父亲共同买下这套房子,就是想给她留一个安身之所。

“这可能就是财富的代价吧 “,说到此处, 刘小禹嘘唏不已。

这套房子父亲还了前六年的贷款,剩下的由刘晓禹来还,” 还完房贷,每个月月光,还要再还 20 多年”。

有些时候,刘小禹感觉自己被房贷绊住了,想换公司,不敢,“你到了婚育年龄,万一跳槽没成功,就被 pass 掉了”。她做财务工作,前段时间领导还在办公室调侃,以后 AI 就可以完成他们的工作。

同龄的女性朋友当中,有些人生完孩子,再没工作过。她曾帮一个朋友争取过工作机会,对方以照顾孩子为由推辞了。” 已经跟职场脱轨了几年,再跨出那一步很难,她希望薪资跟以前一样,别人还歧视她已婚已育,职场对女性不太友好”。

前两年,父亲生了一场病,当时丈夫的爷爷也在住院,夫妻俩两头奔波,那段时间可谓焦头烂额。这让刘小禹多了一份无形的压力,她母亲的朋友患有癌症,治疗花费巨大,” 一个大病就可以压垮一个家庭 “。

“有些同事会说,深二代很幸福,家里有几套房。我没有底气说房子是我的,那是父母的。如果家里多了一项花钱的事情,或者哪天他们突发奇想,去云南搞个农场,我也是啥都没有。” 刘小禹朋友的父母就是如此,夫妻俩给女儿留了一套房子,跑到云南开了家民宿。

刘小禹老公也是深二代,两人结婚后,住在公婆的房子里,公婆搬到了老公的爷爷奶奶家里。

两人工作收入都一般,” 维持家庭还好,不敢有大额花销。将来养小孩的费用,父母生病的费用,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,打个死工肯定不行”。夫妻俩都在摸索副业,” 不然 35 岁失业了怎么办”。

刘小禹刚毕业时,竞争环境还不像现在这么激烈。但她求职时,也遇到过与 王嘉平相似的情形,“天然地觉得你不够勤奋,问你深二代还找工作。 不可能啊,大部分深二代还是需要工作的”。

递减的时代红利

父母一辈,习惯用过去的时代背景来要求刘小禹这一代人。

“他们觉得什么事情都很简单,你只要不懒,怎么不行。” 从小到大,刘小禹和身边的朋友,都是在父母们的比较中长大的。“鸡娃” 在她读书时已是常态,只是不如现在 “夸张”。

“父母那辈吃过苦,他们也是靠个人努力,改变了命运的,所以他们很信奉这一点。”

刘小禹的父亲,常跟她念叨自己的成长经历。父亲小时候闹过饥荒,啃过树皮,读小学时,就要骑着自行车去县城卖花生,他个子太小,够不着车座,只能一直站着蹬车。花生卖不掉,还要被他的父亲打。高中毕业后,父亲来到深圳,当过几年小贩,而后报考公职人员,还真的就考上了。 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“那个时代是这样,我大伯当了兵,回来前途也很不错,我爸读个高中就有学历优势,他们成功的几率比我们要大得多。我们这一辈人要超越他们,我觉得很难,除非有奇迹,或者特别好的机缘”。

刘小禹有个深二代朋友 A,本科 211 高校,后来又出国读了硕士,父母也有一定社会地位。A 考公差了点运气,家里想托人帮她进个好企业,也没成功。虽然 A 自己找的工作也不错,刘小禹还是察觉到了世界的参差,“她这么优秀都达不到,我们能跳多高呢。”

“父母肯定不希望我掉落下去,可是大环境怎么样,谁也吃不准,能扛就尽量扛着吧”。

刘小禹另外一个朋友的弟弟 M,从深大毕业后,没找过工作,一直在家里 “躺着”。一家人实在看不下去,出钱帮 M 在东莞开了家餐厅,M 不愿意过去打理,餐厅最后以亏本关店告终。 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“父母那辈理解不了,我也理解不了,为什么这么懒呢。可能有些 00 后,感觉努力工作也收获不了多少,但是完全放弃,我觉得以后会有代价的。”

即便有压力,刘小禹还是愿意用努力来解决现实问题。“往上跳的渠道是小的,但是老一辈的话没错,你努力了,肯定会有收获,只是收获多少的问题。就目前来说,我自己旱涝保收就可以的。”

在刘小禹看来,自己与更年轻的深二代们的心态差异,跟时代机遇有一定相关性,“我毕业时的就业机会也好,竞争环境也好,至少体验过努力就能改变一些东西的成就感。我也因此愿意相信这个。” 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86 年出生的深二代郑捷,获得的时代机会要更多一些。2009 年大学毕业后,她靠自己的能力,先后进入国企、世界 500 强外企,那时的普通本科生,找一份相对理想的工作,还不算太难。 郑捷的两个孩子,都由母亲帮忙带大,生育没有中断她的职业历程。

33 岁那年,原来的职业触及天花板后, 郑捷决定改行做销售,因为这行 “ 一分努力就有一分回报”,这是她信奉的竞争法则。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三十岁之前, 郑捷与丈夫在华强北买了套一居室,作为孩子将来的学位房,租金足以覆盖按揭。 10 年前,一对普通白领夫妻,靠自己的积蓄,在深圳买房还不算困难。 她和丈夫没有贷款和房租压力,父母有两套房子,其中一套给她的小家庭居住。

郑捷从没想过 “离开” 或者 “留下” 的问题。她在华强南长大,那一带的路闭着眼睛都能摸清楚,她对这座城市有着天然的归属感,从未想过换个城市生活,就算是香港也不行。

她不觉得自己的机遇比父母差,“要说买房的机会,那比不了。但是我们的收入,还是比他们年轻的时候多了不少。再说,我妈原来就是个普通工人,我爸爸自己做生意,父母的社会地位本来也没多高,也不存在跌落的问题”。 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郑捷认识一个 90 后深二代 Q。Q 不打算结婚生子,租住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房间里,对职业和未来的要求都不高,“工资够他生活,够平时去个咖啡厅就行”。郑捷无法理解对方的生活态度,“人怎么可以一点目标都没有,哪怕是租个大点的房子呢”。

心态背后,是机会成本的差距。郑捷认为,这种差异,不仅与时代环境有关,跟原生家庭的财富积累也有很大关系,”Q 有 7 个兄弟姐妹,家境不好,亲情关系也很疏离,靠不上家里的”。

王嘉平失业这一年半,靠着存款和父母的接济生活。父母没有给他压力,“他们希望我能养活自己就行,毕竟在这个城市,生存下来已经很难了。” 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每次跟父母要生活费时,王嘉平找到工作的渴望就更为焦灼。即便求职一直不顺,他超越父母一辈的心劲儿依然不减,“他们已经拼得这么多了,我是不是能站得比他们更高呢”。

“喜欢走捷径,是深二代的通病”,方明对我说。

“我身边蛮多朋友,很喜欢博弈,比如炒比特币。大家都不太愿意赚辛苦钱。” 在方明看来,这与过去二三十年,深二代们的成长环境有关,股票买对了,房子买对了,赶上拆迁了,一个家庭就可能一夜暴富。

“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跃迁,不是因为能力,而是因为运气,在 这种环境下成长,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。这个环境已经不在了, 我的同龄朋友中,仍然还有大把人抱着这种想法。”

不过,投机这一点,在朱铭新的圈子里并不明显,“我认识的深二代,要么跟我一样普通、踏实,要么就很有钱,他们根本不需要搞钱,吃喝玩乐就行了。”

被城市化裹挟的一代人

在我们第二次聊天时,王嘉平又向我解释了 “羡慕” 的另一重意思,“在老家,学校门口的小卖部,可能几十年都在那里,深圳的你去找,早就不在了”。

他羡慕那些保留完好的传统乡土关系 —— 有一个承载昔日记忆的 “老家”,有一群能找得到的童年伙伴。

“在 深圳,很难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地方,很多人你跟他说了再见之后,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了。 ” 王嘉平一直生活在深圳,但小学同学,他一个都联系不上。

刘小禹的父母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来到深圳,她出生在罗湖桂园路上的住宅区里。

桂园小学的橱窗里,至今还贴着她小学同班同学的照片,照片风吹日晒,已经模糊泛黄。周围熟悉的店铺,老板早已换了几茬,只有街口的菜市场、一家牛肉店、一家蛋糕店,还有附近的麦当劳,生意从 20 年前延续到今天。

这个片区对刘小禹来说,依然延续着 “故乡” 的情愫。她在这里生活了 10 多年,楼前楼后、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认识,“不是父母的同事,就是我的同学”,下午放学后,一群小伙伴凑在社区小广场疯玩,专程来督促学生回家的老师走近时,大家再一哄而散。

搬离这里之后,刘小禹过上了现代意义的都市生活,“小区里谁也不认识谁”。

走在桂园路上,她还能找到昔日的亲切感,司机在这片老社区,开车速度都放慢了不少,斑马线没有红绿灯,随时都能过,街头时不时能看见扶着轮椅蹒跚散步的老人。

“这才是有生活气息的地方”,刘小 禹带着我,在弯弯绕绕的窄巷中穿梭, 以前的老邻居,大都搬离了桂园路,只有年迈的老人守着老房子。左边那扇生锈的窗栏里,是她朋友原来住的地方,右边那栋已经列为危房的小阁楼,是小学同学过去的家。小时候的幼儿园,已经改造为办公楼。上学时必经的那条窄巷,如今立着两栋在建的高楼。 在破旧和簇新之间,她搜寻着过去的痕迹。

来源:深圳微时光 (ID:szdays),作者:黄小邪,题图来自:深圳微时光

快不如稳,大不如久

 

富贵险中求?
我去年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,而且据我的了解,很多老板都和我类似,啥变化?
不求大、只求稳

以前总是豪情万丈,总是想着几年内,开上百家店、上千家……
现在:这个店能不能活下来?能不能不亏?风险怎么控?最最最关键的是:面对不确定性怎么办。

我去年底定了一个策略:
开店只开一线城市,小城市我暂时不去了。
开店只开管理规范的商场,小商场我不去了。
这就是去年 1000 万亏损的反思与教训,实打实的,很深刻。

不确定性
这是我今年一直在关注的核心,因为去年给了我太多的震撼,我必须要考虑我可以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有多大。
我还想不想做大?
很想,但是相对于大,我更在意稳。
快不如稳
大不如久

中西方律师的不同


 西方国家的律师之所以能够挣钱比较多,一个重要原因是,法律行业在他们这些国家,属于一个高度垄断的行业。当然,他们对法律行业的垄断,不是通过显性的方式进行的,而是通过以下一些相对较为隐性的方式操作的:

1、他们把律师分为 solicitor 和 barrister,即非出庭律师和出庭律师,尤其以英国为发源地。香港由于继承了英国的司法传统,对这种区分更加明显。加拿大也有这种区分,不过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区分。美国由于搞了革命,没了这种区分,一般统一叫 attorney。

对律师做了这种区分后,人为的加大了客户司法成本。如果你想去打官司的话,你得先找非出庭律师,付一笔律师费,然后由非出庭律师联系出庭律师,再付一笔律师费。一般来讲,出庭律师不直接对接客户,而是由非出庭律师来对接。

出庭律师们为了垄断自己的地位,对出庭律师的人员数量作出严格限制。也就是说,不是所有律师都可以自由的去当出庭律师,而是有一个类似审核委员会的机构,尤其以香港那边为盛。对于非出庭律师来讲,只有经过类似审核委员会机构的审核同意,才可以晋升为出庭律师。

由于人为控制了数量,形成了垄断,出庭律师一般都非常贵。所以我们看到,有时香港那边富豪为了打官司,可能会花几亿港币律师费。

2、法学院非常贵。我相信大家对此应该有所耳闻,在美国那边读法学院的话,学费一般一年 5 万美元起步。他们那边的法学院一般是三年制,简称 JD,顺利读完后光学费就 15 万美元,相当于 100 多万人民币。

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这么高的学费,或者换句话说,多数人都负担不起。有些美国学生为了读法学院,会申请贷款。我以前遇到过申请贷款的美国法学生,整个读书期间压力山大。

而且,在西方国家读法学的话,不仅是学费贵,只要涉及到法律,几乎什么都贵。法学的书贵,法学的课贵,法学的培训贵。凡是跟法律沾点边的东西,几乎都贵。

通过这么高昂的学费和准入门槛,基本把很多想读法学的人,都排除在外,人为形成了未来潜在垄断。

3、要想上法学院,先得学一个别的学科,在别的学科顺利毕业后,才能读法学。

这又是一个门槛。

也就是说,一个人在高中毕业后,不能直接进入某个大学去读法学,而是必须得先学一个别的什么学科。等这个学科学习结束,拿到毕业证后,才可以再去读这个三年制的法学。

这样的话,又有很多人被自动筛选掉。因为不是所有的人,家庭条件都非常宽裕,在读完一个别的学科后,还有时间和金钱再去读法学。

4、即便如此,法学院的淘汰率仍然非常高,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毕业。

我当年读的是 LLM,隔壁有人读 JD,所以对 JD 略有了解。在 JD 的课程模式中,一般会设置末尾淘汰制,即不管你成绩怎么样,只要进到末尾的多少名,就会在那门课程中被自动淘汰,非常残酷。

假设全班都是 100 分,只有你考了 95 分,则抱歉,你被淘汰。

被淘汰后,可以再重修,但是需要重新交钱。他们那边的每一门课,都有相应的学分,然后这个学分可以按照学费的比例,折抵成所需补交的钱。如我前边讲到,由于学费超级贵,所以一旦在某一门课上被淘汰,所需补交的学费也超级贵。

而且,这只是在单个课程上的淘汰。三年学下来,至少得有十几门课。假设每一门课的平均淘汰率是 10% 的话,三年全部算下来,整体淘汰率可能会达到百分之二三十。

也就是说,大约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,在花费 100 万左右人民币的学费后,不一定能够毕业。或者说,需要再重复的补交学费和补修后,才能毕业。

这种超高的淘汰率,减少了法学生的产出数量,进一步增加了法律从业人员的稀缺性。

5、复杂繁多的判例法体系,以及整个行业对法律知识的刻意垄断,进一步提升了法律行业的垄断性。

判例法是一个看起来十分美好,但用起来非常难懂的体系。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体系,发展至今已经有几百年时间。大家可以想一下,几百年时间的判例法体系发展,到现在大概可以产生多少判例。

答案是,无穷无尽,无法计算。

由于数量超级繁多,普通人根本搞不懂判例法规则,也根本无从通过自己的搜索来搞明白这些规则。

同时,对判例的学习研究非常耗费时间,且非常考验个体的知识储备和学习归纳能力。一个判例,往往至少有几十页之多,有些啰嗦的法官,一个判例能写几百页。但其中能够作为规则适用的精华要点,归纳下来可能只有几句话。普通人要想在这几十页甚至几百页长的判例中,归纳出可以作为规则适用的精华要点,几乎不可能。

另外,即便门槛已经如此之高,整个法律行业仍然刻意垄断这些信息,让普通人无法查找。

我当年在读 LLM 时,有一门课叫做法律检索。在开始学习之前,我当时还心里想着,法律检索有啥学的。结果开始学习后才发现,这不是学习如何检索法律,而是学习如何看懂法律行业的 “黑话”。

因为整个法律行业的前辈们,为了垄断这些判例信息,编了一整套跟检索判例有关的 “黑话”。他们不会讲,这个知识点出自于某本判例集合书籍的第几页第几行,而是完全用的行业 “黑话”。对于没学过法律检索的普通人来讲,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,更别提自己去找到这些判例,然后自学自用。

通过这样的方式,信息壁垒被搭建得非常高。

中国的律师为什么挣不到西方律师那么多钱?

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以上五点,在中国有吗?

一个都没有!

中国的法学院非常便宜,只要你高考考上了,基本没有读不起的。法学院的学费,跟其他学科比起来,没有明显区别。中国的律师也不分出庭律师和非出庭律师,每一个律师都可以干全部的工作。中国的法学院,可以高中毕业后直接读,没有前置门槛,淘汰率也超级低,基本没有毕不了业的。

中国的成文法和判例规则,都是公开的。自从最高院搞了裁判文书公开网之后,从这个时间点以后的绝大多数判例,都是公开的,大家可以随便查,也没有任何行业 “黑话” 可以给查阅者增加查阅门槛。

中国的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搞的指导性案例,全部都是简化的。在每一个指导案例上,都有非常清晰的概要简述和规则指引,指导案例的内容也都是高度概括和总结的精华,几乎没有废话,没有任何信息壁垒。

只要你具备基本的文化基础,便能大致看懂,并能大致琢磨出其中的规则和道道。

你不需要像在西方国家那样,去看一个几十页的判例,你只需要看这一小段案例精华便可以了。

所以,国内的有些当事人经常自己百度搜搜,蹭免费咨询,白嫖律师,然后就自己去搞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的律师当然不可能挣到西方国家律师那么多钱。很多人不懂这些道理,看了西方律政剧后,以为当律师可以挣大钱,一股脑扎进法学院,结果发现毕业后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,妥妥掉坑里。

AI 技术爆炸带来的虚无感

 

再过些年,社会上可能会出现一种情绪流行病,主要来自 AI 技术爆炸带来的虚无感。

我最近查文献写稿子时,就寻思,等再过几年,AI 就能靠图像识别辨认博物馆里的所有文物,然后,遍历全网上千份相关论文,写出一个专业全面的文献综述,接着,系统会根据你过往的表达习惯,判断你的知识水平,把综述缩略成一个通俗易懂的摘要,再加上些许幽默和玩笑,最后用林志玲的声音说给你听,而整个过程可能只耗时几秒。

每次想到这,我都会思考现在的所作所为意义何在,还有其他一些领域,人们需要常年苦练才能呈现的作品,可以被 AI 以秒为单位批量复现,这一切都不由得让我想起之前的一个段子。

19 世纪初,丹麦海军在战斗中被重创,为了提振海军实力,丹麦政府先后种了 9 万棵橡树,以供舰队重建,然而,橡树生长缓慢,往往需要几十上百年才能成材,2003 年,一位护林员写信给丹麦国防部长,提醒说两百年前定的那批橡树已经可以用来造军舰了。

在 AI 大潮来临的当下,我就觉得自己仿佛是个丹麦护林员,看着屏幕里的核动力电磁弹射航母驰骋汪洋,我叹了一口气,收起手机,拿起花洒,默默地给眼前的橡树浇水。

GPT

 

AI 现在的知识储备基本上来自人类的文本信息,特别是在线文本信息,据说新一代 GPT 已经在学习全网视频了,但无论如何,AI 依然有个局限性,就是其暂时还无法亲自降临到物理层面去认识世界,这在将来说不定能催生出一个新的行业:“赏金学者”。

GPT 发布全球悬赏通告:“在巴拉圭亚松森西北的雨林深处,生活着一个原住民部落,在所有人类文本信息中,除了 19 世纪一位英国探险家 355 字的目击报告之外,没有其他线索,现在系统希望学习这个原住民部落的语言和风俗,需要调查者深入其内部,拍摄原住民日常生活,并录下他们的对话,内容时长不低于 48 小时,首先上传材料并通过验收者,将获得 120 万美元的酬金,若拍摄到原住民的婚礼或葬礼,将额外增加 40 万美元的酬金。”

世界各个学术机构的赏金团队闻讯纷纷出动,最后是剑桥大学的团队赢得了 AI 赏金,材料上传 2 个小时后,AI 学会了当地原住民的语言和风俗,并撰写了英文、中文、法文和俄文版本的民族志。

GPT 全球悬赏通告:“在喀布尔东北 220 公里处,有一个武装分子盘踞的山村,村子里有个简陋的阅读室,其中有 13 本普什图语的民俗故事,系统想要学习收纳,现在需要调查者将这些文献的每一页都拍摄高清照片上传,首先上传材料者并通过验收者将获得 52 万美元的酬金。”

世界各个研究机构又纷纷出动,然而,行动最快的哥大团队刚降落喀布尔机场,就发现悬赏已经被完成了,获得赏金的武装分子表示,他妈的不种罂粟了,还是搞文化来钱快,自那之后,塔利班在文物保护和整理上产生出极大热情,成功转型成垄断一方的武装学阀。